2014年，“國家煤電機組環保改造示范項目”國華三河電廠1號機組環保技改項目順利通過項目驗收并實現投產，成為京津冀首臺達到燃氣機組排放標準的“近零排放”燃煤組。
2014年8月8日，天津華電武清燃氣分布式能源站成功啟動，順利并入天津電網投產送電。圖為天津華電武清燃氣分布式能源站工作人員在查看設備。
隨著國家不斷加大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力度，河北省泊頭市百余家環保除塵設備生產企業迎來了訂單的大幅增長。圖為2014年10月23日，在河北省泊頭市一家環保公司，工作人員生產煙氣脫硫脫硝除塵設備。
京津冀環境治理如何“齊步走”(聚焦京城)
統一排放標準 統一監管執法 避免各自為政
環境，污染，治理。這三個詞語成了今年兩會繞不開的關鍵詞。兩會上，來自京津冀的代表委員，不約而同聚焦環保，為推動大氣治理、提升首都環境治理能力、建設京津冀環保聯動機制建言獻策。
防治聯動機制逐步完善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的開幕式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給出了這樣一組數字來闡釋2015年的環保目標：
今年，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要降低3.1%以上，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放都要減少2%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要分別減少3%左右和5%左右。在重點區域內重點城市全面供應國五標準車用汽柴油。2005年底前注冊運營的黃標車要全部淘汰。擴大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實施從水源地到水龍頭全過程監管。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首都北京應如何做?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河北省委主委段惠軍在對本報記者介紹農工黨中央相關的提案時表示，“京津冀區域大氣污染防治聯動的機制逐步在完善，但是其中存在的幾個關鍵問題仍然需要認清。首先天津、河北和北京的污染程度不同，津冀兩地不僅排放總量高于北京，而且萬元GDP排放強度也高出北京很多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北京執行的排放標準基本嚴于國家特別排放限值，而一系列國家特別排放限值中只有少數明確要求天津、河北的部分規定城市執行，多數尚未得到貫徹執行;第二是機動車排放物造成的污染嚴重，但是由于機動車具有所有者分散、移動使用的特性，其治污難度遠超過固定污染源;另外三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雖然河北的污染情況比北京、天津嚴重，卻難以依靠自身財政能力實現區域的同步治理。”
“而從減少機動車排污的方面看，建設一個高效節能、低排放的區域一體化綜合交通體系無疑是一個不錯的解決辦法。通過完善的區域鐵路網絡減少公路運輸，同時利用北京市現有機動車排放監控信息系統，擴大建立區域統一監管調度管理系統平臺，實現全面的協同管理。”段惠軍表示。
生態保護要補齊“短板”
北京的污染治理和環境保護，早已不是北京“自己的事”。
“問題的關鍵在于京津冀的生態環境需要調整相關的政策定位。”民進中央在其提案《關于縮小落差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指出，京津冀環保協同目標難以實現的問題的根源，一是兩大直轄市具有獨特行政資源，兼得國家扶持政策優勢，而河北作為承載區，服務多于合作;二是京津冀與長三角、珠三角相比，區域內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不足，以及三地享受國家不同產業政策而產生的較大落差，嚴重制約了生產要素的有效流通，三地發展不平衡加劇的趨勢一直未根本扭轉。如不盡早補齊短板，三地協同將受到掣肘，也將導致京津都市臃腫、生態惡化進一步加劇。
要補齊這些“短板”，對于京津冀三地來說，產業調整、生態保護資金壓力都不小。段惠軍表示，可以通過由中央和京津冀三地設立京津冀協同發展生態環境保護基金的方式，支持京津冀地區特別是河北，化解過剩產能，治理環境污染，加快推進生態建設。
“建議資金規模可設定為300億元左右，由財政部、環保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型捐贈機構和其他利益相關方代表組成，統籌資金的管理和使用，并接受審計部門監管和社會公眾監督。”段惠軍表示，資金來源包括：一是由中央財政撥款;二是按照共同又有區別的原則，由京津冀協商按一定比例出資;三是由社會投入和社會捐贈;四是在京津冀設立專門的生態環保附加費，如電力、燃油附加費等。
段惠軍舉例稱，“如2012年京津冀汽柴油消費量約為300億升，每升設1角錢燃油環保附加費，每年可收入30億元;2013年京津冀用電量約4800億千瓦時，每千瓦時設1分錢電力環保附加費，每年可收入48億元。”
“關鍵在于科學制定補償標準，推動京津冀率先建立地區間橫向林業生態補償機制，統籌京津冀林業建設，實現生態無梯度對接。”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林業廳副廳長沈瑾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林業生態建設是提升區域生態承載力、涵養水源、改善氣候的關鍵所在，可以在北京周邊的保定、廊坊、滄州、唐山等地營造規模片林，打造集中連片的城市森林帶;同時支持和推進淶水野三坡、興隆霧靈山、赤城大海陀等環首都國家公園建設，提升京津冀生態體系系統功能。
政策落地不能各自為政
“我們講環保執法，可是到一線調研的時候你會發現，很多一線環境執法人員竟不會填寫環保罰單，如此一來，環保從何談起?”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環保廳廳長陳國鷹接受采訪時表示，京津冀治理污染，不能各自為政，需要重點加強基層環保執法隊伍的建設，通過產業轉移來實現環境質量的脫胎換骨。
同時，陳國鷹也認為，目前京津冀三地不一致的環保標準給統一監管執法帶來一定困難。“比如鋼鐵，河北省的鋼鐵是嚴于國家標準的，尤其是特別排放限值，河北省石家莊、保定、廊坊、唐山實行國家特別排放限值，但京津冀地區有些城市不是這樣的標準。只有標準統一后，才能有利于開展聯合執法、交叉執法。”陳國鷹說。
“治理空氣污染必須大家共同努力，打破利益的藩籬。”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生態學研究所所長張大勇對本報記者表示，京津冀聯合治污涉及到一個排放、獲益和成本分攤的問題。“三地聯合治污，如何協同是個難題，這是一種利益博弈，完全靠自覺很難達成共識，必須要建立一種有效機制來制約。”
來自河北團的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僑聯副主席、石家莊市僑聯主席胡翎認為從節能減排的角度把控京津冀生態環境建設是應該重點實施的方向。“比如鋼鐵、水泥、玻璃等高污染的企業在面臨結構調整時應著重注意以下幾個問題：一是面對落后的產能，要注重科技轉型，提升科技的含金量;二是對于需要淘汰的落后產能，要下決心堅決取締，大力引進高新技術、高附加值和高效的產業，以促進經濟健康發展;三是號召全社會注重環保和節能減排，從每個人做起，節約一張紙一度電，增強全社會對這個事情的認識，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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