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前，可以從一個小故事說起。
從前有一個中世紀的小鎮，很多居民靠著養羊為生，每個牧羊人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小鎮的公共草地上，每增加一只羊會有兩種結果：一是獲得增加一只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的負擔，并有可能使草地過度放牧。有一個牧羊人思考了一下，由于自己的收益會因為羊只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應當選擇增加羊群數量，而不用考慮草地的承受能力。然而其他牧羊者也是這么想的，于是大家紛紛加入這一行列。由于羊群的進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場被過度使用，草地狀況迅速惡化，悲劇就這樣發生了。
回溯半個世紀前的1968年，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科學》雜志發表論文，此后環境、氣候變化等由“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在資源分配有所沖突”而造成的問題，被稱為“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市場失靈”的一種表現。恰好也是在196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
此后的50年，屬于“公地悲劇”的市場失靈，以耕地面積萎縮、全球氣溫升高等更為顯著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而斬獲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和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研究，“將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納入長期宏觀經濟分析中”，則開辟了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和全球人口福利的解決之道，宣示著公地的“悲劇”正慢慢變為人們有能力改寫結局的“正劇”。
“技術進步”成為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看作是給定的，從而探討產出在消費和投資之間的分配比例對資本積累和增長的影響。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可以解釋很多經濟增長特征，卻不包括大比例及持久的增長率差異。而羅默發現，這個理論無法解釋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源，但經濟增長率的長期差異后果驚人。如果兩個經濟體起初人均GDP相同，但其中一個的年增長率持續比另一個高4%，那么在40年后它的財富，將是另一個經濟體的5倍之多。而正是由于將技術變化看做參數而非自變量，使得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無法解釋這一長期增長的差異。
1960年各國經濟年增長率的差異 來自：諾貝爾獎官網
因此在羅默解釋經濟增長的理論中，如果研發是有利可圖的，那么市場經濟就會激勵人們投入更多在新研究和新技術上。他的解答成為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石。該理論認為“創意（idea）”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非外部推動因素，并闡述了創意產生的先決條件。
羅默認為，創意與大多數市場上的商品不同在于：一個人使用了這個點子，并不會妨礙其他人使用這個相同的點子（通過法規或專利實現技術保護的“點子”除外）。而“排他性”是在市場中產生“創新理念”的重要因素。
羅默推論，并非所有“創意”都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決定性因素。比如，某些基礎性學科研究不應該由市場推動，而最好是由大學推動。羅默認為，創意的產生通常需要提高規模收益，由于初始成本很高，而后期重復這項操作的邊際成本可能很低，因此羅默強調，創意和市場力量應當齊頭并進——市場力量保證了一個高于邊際成本的價格，這使得公司能夠收回初始的固定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壟斷利潤就是刺激市場研發的動力（純市場的情況，價格等于邊際成本）。而一個富有成效的想法如果具有“廢排他性”，就可以被視為具有（潛在的）積極溢出，即正外部性。由于該市場經濟的解決方案涉及一定程度的壟斷力量和外部性，因此很容易產生低效的結果。所以，不受監管的市場將產生技術變革，但這種變革是低效的。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這意味著經濟政策這個來自“看得見的手”的力量將起到重要的作用，而由于技術的高流動性等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點，以技術創新帶動經濟增長的政策不應局限于國與國，還需要全球性的協議和合作。
“氣候變化”納入經濟增長的循環
2007年英國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發布了《斯特恩報告》，成功地引起世界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廣泛關注，他曾用一句犀利的評語總結道——氣候變化，是全世界見證的最嚴重的市場失靈。
而這份報告中不斷引用的同一個名字就是諾德豪斯。諾德豪斯長期關注全球范圍內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比如自然資源的有限性。然而，他最有深度和廣度的貢獻是研究氣候變化如何阻礙經濟增長，這是將自然科學與經濟學的深度融合。他發現，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沒有考慮到在長期經濟發展中可能產生的限制和阻礙。于是，諾德豪斯以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為基礎，加入了來自物理、化學和經濟學的實證結果：經濟系統在運轉過程中產生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使得全球氣溫發生變化，全球氣候的變化再影響到經濟系統和人口福利，如此形成一個循環流。如今研究氣候變化的主流工具——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IAM），就是秉承了這一框架。
根據諾德豪斯的研究，解決溫室氣體排放引起問題的最有效措施是全球碳稅計劃。
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有三個交互模塊：碳循環模塊、氣候模塊和經濟增長模塊。
碳循環模塊從基本的化學角度，描述了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對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影響，包括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大氣、海平面、生物圈之間的循環。該模塊輸出的是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時間曲線。
氣候模塊從基本物理的角度，描述了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濃度怎樣影響了出入地球的能量流之間的平衡，以及整個地球能量收支隨著時間的變化。該模塊輸出的是全球溫度的時間曲線，也是氣候變化的關鍵指標。
經濟增長模塊則從經濟學角度，整合了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全球市場經濟，市場產出商品，消耗資本、勞動力和能量，其中一部分來自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化石燃料，而不同的氣候政策（比如稅收或者碳信用）對經濟和二氧化碳排放影響也不同。該模塊的輸出是GDP、社會福利以及全球CO2排放的時間曲線，還有一個由氣候變化造成的破壞的時間曲線。
站在“索洛模型”的肩膀上看得更遠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內生增長理論和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都是“踩”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肩膀”上的新認識。拓展了無論是將“技術進步”還是將“氣候變化”納入了長期經濟發展的分析中，其核心都是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又稱“索洛模型”。該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默頓·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于二戰后提出。1987年索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理由是“在研究產生經濟增長與福利增加的因素方面所作出的特殊貢獻”。
兩位經濟學諾獎得主的研究均建立在“索洛模型”上 來自：諾貝爾獎官網
二戰后殖民體系的瓦解，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有的實現了經濟上的飛速發展，另一些經濟體則因局部戰爭、政策不當等因素陷入泥潭。觀察到不同國家的不同經濟表現，索洛開創性地提出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他認為經濟體無論從何狀態開始發展，其必然經過一條逐漸放緩的增長路徑像一個穩態發展。在穩態下，人均產出和人均資本存量都保持穩定。而技術進步是唯一能夠推進人均產出永久增長，推動穩態向新穩態發展的外生因素。因此，“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又被稱為“外生增長模型”或“索洛模型”。
時至今日，索洛模型也依然是現代發展經濟學的基石之一，仍影響著人們對宏觀經濟學和經濟發展的基礎認識。而如今，面對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和人口福利等未來的核心問題上，盡管羅默和諾德豪斯的成果沒有回答這些問題，但這兩位獲獎者提供的方法，或許已為今后的研究者們指出了找到答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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