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補貼是環保行業發展主要的驅動力（對，這人是凱叔）。也就是說，這個池子里的水均勻且有限，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從增量市場變成存量殘殺。

似乎好幾年前，就有人發現了這個事情。于是我們看到了北控去做光伏，碧水源去做照明，博天去做康養，桑德去做鋰電池，以及環衛云中的“云”。在2016年時，當文一波表示“環衛只是一個入口，我要做的是城市管理和智慧城市”時，很多人是將信將疑的。但不多久，大家就看到許多巨頭公司為了這朵“云”爭奪了起來。

超出預料的，還有行業經常說的“跨界”。在業務領域的跨界、外部巨頭的跨界之外，我們還能看到行業本身的邊界正在模糊，行業整體的出走正在進行。

01

實際上，近年來的水環境與流域治理，已經開始呈現出對“非標”及“合力”的需要。過去，由于環保產業發展的需要，大家傾向于刪繁就簡，將模式、手段、付費定下來、標準化，以便在各個單點項目中加以復制；由此，“九龍治水”被認為是阻礙。

而現在，情況正在發生變化。以前建立邊界是為了高效管理，未來消除邊界是為了價值創造。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夏青在9月召開的2020中國城市水環境與水生態發展大會上判斷，局部與孤立已不再適應當前的治理需求，哪怕是單個部門政策的孤立，也會讓效果大打折扣。

以水為例。“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三水共治’把水利、住建、環保隊伍推向前臺，要求在流域范圍實現水量、水質的優化分配，在區域和城市范圍實現技術和投資的優化決策，兩個優化向城市水環境、水生態發展提出了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并重的要求，總目標是‘環保要掙錢’。”夏青表示。

優化和掙錢，成了資本市場遇冷后環保行業的剛需：環保這個池子里的水需要精打細算，需要和外面的源頭活水相聯絡，或與時間、空間聯絡起來。

02

一些公司已經開始嘗試將項目的邊界打開，與項目周邊的產業與生活相鏈接。由此誕生了不同類型的“生態綜合體”，過去項目中的評價標準與價值點也隨著最終目標的變化而變化。

在2017環保創新年度峰會暨（第三屆）環保創新創業大賽總決賽中，中持股份董事長許國棟曾給過“城鄉生態綜合體”一個便于理解的定義：“是由污水廠或者是典型的環境基礎設施和現代農業以及生態景觀這三個要素共同組成的區塊；區塊覆蓋的面積是污水處理廠周邊半徑的一兩公里到兩三公里的范圍。這個范圍內，實現物質循環，實現環境基礎設施和景觀、農業的功能融合。”

夏青認為，美麗中國指標體系中的處理率指標，用在運行費條件不同的農村和城市，會產生不同的推進模式。如城市生活垃圾運輸和處理都有運行費來源，農村則缺少運行費，從整體優化和效益創造的角度來看，農村清潔源頭可利用的資源包括衛生廁所、畜禽養殖、水產養殖等，且土地是處理設施終端。這么一來，農村綜合整治的價值增量就有了明確的載體。

碧諾環境的田園牧歌城鄉環境綜合體項目就是一項綜合實踐。項目在枝江將每年170萬噸畜禽糞污處理進行資源化利用，年產有機肥7.5萬噸、炭基肥7.4萬噸、液肥95萬噸，從而減少化肥使用量，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和土壤地力。

03

更有一些項目走到了“城市”的層面。

如去年在成都備受關注的“錦江夜游”項目，沿河設有“光影走廊”“熊貓爬塔”“東門碼頭”“花重錦官城”以及《伎樂·24》等景致，在春節期間呈現出了極具“天府文化”元素的新年味兒。這是錦江綠道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中交生態作為投資方之一深度參與的水生態治理及筑景項目。

“錦江夜游”亮相后的幾個月，中交疏浚又中標了全國首個采用EOD模式的流域治理項目——天津薊縣EOD項目，包括水資源配置、飲用水源地保護、蓄滯洪區綜合整治、水污染防治、河庫水系綜合整治與生態修復、山區水土流失保護、流域智慧化管理等七大工程，以及全域規劃提升和產業策劃，為流域生態治理后的區域產業綜合開發創造條件。

大理洱海的環湖截污項目也是一個很好的范例，從規劃要素上看，環洱海建設6座地下污水處理廠，地上依此建6座環湖客棧，不僅提供公共服務，還有商業服務。地面生態公園及充電樁等，與環湖旅游相結合，這正是行業提倡和推行的生態綜合體模式。

大理洱海環湖水環境治理PPP項目分布圖

前不久生態環境部、發改委和國家開發銀行聯合下發的《關于推薦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模式試點項目的通知》使EOD成為了熱詞，也為環境產業走向城市的模式作了官方定義：“采用產業鏈延伸、聯合經營、組合開發等方式，推動公益性較強、收益性差的生態環境治理項目與收益較好的關聯產業有效融合，將生態環境治理帶來的經濟價值內部化。”

這實際上揭開了一種可能性：環境保護也有了一張入場券，有機會參與分得城市發展紅利中的一杯羹，改變過去“河流返清使周圍地產價格上漲，治理企業因PFI項目墊資導致資金鏈斷裂”的情況。這會成為環境領域投資自大、付費不足的解藥嗎？